傳統翻譯研究把譯者視為譯文生產者，認為翻譯目的在于滿足讀者或聽眾的特殊需求，這是一種以生產為導向的外在模式。在數字化時代，這種模式正悄然發生變化。以“眾包”翻譯為例。翻譯任務不完全由職業譯者承擔，而是通過自由自愿的方式外包給非特定大眾譯員。他們當中很多人恰恰是翻譯的潛在用戶，這種以消費者為導向的內在模式把用戶變成生產者或“產消者”。

   在這個過程中，翻譯不再是譯者把譯文導向的翻譯投射到消費者身上，而是消費者把自己設想成目標讀者，對自我進行表征。
  漯河翻譯公司譯者提供的多語言素材和信息，把“維基解密”發布的文件譯成多種語言版本，通過合作方式進行的志愿翻譯等，這些翻譯都呈現出政治色彩，并愈演愈烈。一方面，我們可以從一些組織的政治代理中發現這類翻譯，比如歐洲社會論壇（反全球化運動大會）籌辦過程中誕生的國際口筆譯志愿者組織——“巴別塔”，聲稱自己不是“語言服務提供者”，而是“政治參與者”。另一方面，這類翻譯在暗中對正在發生的機器與人之間的互動提出質疑，認為這種活動在本質上是非人性的。
  本地化話語的一個趨勢在于強調自動化在翻譯中的作用，盡可能減少人（譯者）的干預。在“眾包”翻譯中，我們可以發現人（譯者）對技術的改造與利用，通過技術解決人類關切或推動翻譯進程。從某種程度上說，翻譯實踐中涌現的是把技術作為一種工具或干預手段。
  這種理念中暗含著一種改變，即從傳統翻譯中的單一主體，比如在沙漠中辛苦工作的翻譯之父——圣·哲羅姆，到互動過程中的多重主體。翻譯是一種對話，是一種互動。這種互動性不再局限于譯者和說話者/作者之間，已延伸到譯文生產、傳播、接受和批評等整個過程中。
  比如“中國關鍵詞”項目。它由中國外文局和中國翻譯研究院發起，中國翻譯協會和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負責實施，以多語種、多媒體方式向國際社會解讀、闡釋當代中國發展理念、發展道路、內外政策、思想文化核心話語，成為構建融通中外政治話語體系的創新性實踐。
  文化研究學派的代表雷蒙德·威廉斯認為，文化和傳播的核心就是關鍵詞的傳播。通過“中國關鍵詞”的選擇、編輯、翻譯、修訂和傳播全流程，可以看出翻譯已超越語言轉換，上升為一種戰略傳播(Strategic Communication)行為，彰顯出國家意志下的多重主體性。